红豆集团的前身是港下针织厂，于1957年4月起步，叫针织厂，主要弹棉胎、织草席、扎扫帚、织土布，有工人17名，发展到11月份已有40人，并正式命名为港下针织厂。港下针织厂经历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风雨雨，求生存，求发展。到1982年，年产值仅28.06万元，濒临倒闭。
针织厂起源于1952年，当时周林森卖掉一只船，买了骆驼机（轧棉机），租了陈市南横头邹叙兴家的房子，私人开了一个轧棉花、做棉毯的小作坊（个私民营经济），用骆驼机轧棉花，小作坊共有7个人。
1955年秋，小作坊搬到戴家墙门旁的平房里，有张缪舍村（当时称大队）思前圩自然村（称小队）的一个小队办的小作坊首先并入进来，人数增到11人。
1957年4月17日，小作坊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，把所有的设备搬至陈墅河南的戴家墙门并“折价兑现归公”，骆驼机（新棉花机）做棉毯小作坊里的周林森带领程菊妹、周歧生、蒋宝兴、周永生、蒋桂洪、范掌林，老棉机的蒋元生和蒋洪生、包定桢、蒋茂盛首先加入进来，随后各种小手工业者的并入，小作坊人数增至17人，形成小厂，叫针织厂。
后来，公社把陈墅困难家庭和乡政府干部家属安排进厂工作，人数达到40人，小厂正式起名为“港下针织厂”。接着，小厂搬到陈墅河北面，租了原乡政府做过医院的老房子里作厂房。
1958年，当时港下公社派陆惠芳为党支部书记，蒋元生是队里出来的村干部，出任厂长。创始人周林森诚实守信，从小学弹棉花，是当地有名的弹棉花匠，继续负责轧棉花、做棉胎。当时周林森夫妇带着在上初中的儿子，全家住在厂里，以厂为家，弹棉花这个活不仅脏，而且还是个重体力劳动，大冬天干活常常只需要穿一件衬衫。蒋元生与周林森带领大家勤勤恳恳干活，吃苦耐劳，为了按时完成活，他们经常在晚上加班，当时没有电灯，只能点着油灯，在灰暗的灯光下干活。周林森夫妇比较年长，他们经常主动照顾大家，大家亲切地喊他们“老伯伯”和“老娘娘”（就是伯父、伯母）。
1959年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，港下针织厂不断扩大规模，厂里有了多台轧花机、织席机、织手套机以及织布机（铁木机）。而且，为了加强港下针织厂的管理，公社里还加派了干部过来，厂里全年的产值由最初的几百元增长到了八九千元。由于周林森既诚实守信，又吃苦能干，还能团结大家，1959年12月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，是港下针织厂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党员。
同年，县里决定港下针织厂挂靠国营企业“无锡市新呢布厂”，厂里派包定桢去无锡新呢布厂学习了织布和机修技术，新呢布厂派姜金元常驻针织厂，指导办厂，还派一名叫王希斌的员工作为技术指导。在无锡市新呢布厂的大力帮助下，港下针织厂快速形成规模，除了满足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用品需求外，生产的产品已有了剩余，无锡新呢布厂的推销员帮忙把产品销到苏北等地。
1960年，港下针织厂全年产值达到了六万元，人员达到近百人，成为港下人民公社农、工、副业中效益最好，大家称为农村的“摇钱树”！
1961年，虽然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港下针织厂却稳步发展，但公社指示要求干部带头下放到农村，厂长蒋元生下放到了他所在的勤丰大队。
1962年，在“以粮为纲”的号召下，港下针织厂的大批员工开始下放回家。秋天，创始人周林森也下放回家，厂里留下几个人每日开门、打扫，厂里的生产陷入困境，面临倒闭。
1963年，周林森从春到冬，由于积劳成疾，拖着病体四处求医。次年11月，周林森病逝。
港下针织厂在这样的冲击下，但没垮掉，依然举步维艰的运转着，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。
